每读一本书，我都喜欢也习惯于把有所感触的文字用铅笔划出来，或是轻轻把那一页折起来，读完之后把它们一个字一个字地记在本子上。这本书几乎是每读一处便折一处。

　　 《牛棚杂忆》和我的预期还是有一定的差距，不是说书写的不好，只是本来期望这会是一部苛刻甚至于尖刻地描写，是类似于血和泪的控诉。或许我的心态就如季老在书中所提到的“他们对文革不了解，所讲文革如同海外奇谈。我觉得值得忧虑的正是这一点。他们昧于前车之鉴，谁能保证，他们将来不会干出类似的事情来呢？的确，现在的青年都以一种义愤填膺地语气在抨击政府或是恶毒地评价身边或是社会的“奇闻异事”。过激的态度和那种失去理智地人云亦云的亢奋多少会让我有一些联想。

　　 季老在后记里提到，此书是在1988至1989年一年时间断断续续地完成。“我原来为自己定下一条守则：写的时候不要带刺儿，也不要带气儿，只是实事求是地完全客观地加以叙述。但是，我是一个有感情的活人，写着写着不禁怒从心上起，泪从眼中流，刺儿也来了，气儿也来了。我没有办法，就这样吧。否则我只能说谎了。”最后季老说自己为了息事宁人，不得不减少了刺儿。作为一位睿智的已过古稀之年的老人，他的语气当然没有那种咄咄逼人的尖酸，但这种看似毫不着力地娓娓道来给人的却是一种身临其境的真实，一种戚戚然。

　　 季老引用经历文革灾难的友人一句话“古人说：‘士可杀，不可辱’，文革证明‘士可杀，亦可辱’”。在中国，知识分子既不是阶级也不是阶层，不小心总会被人嘲弄或略显孤独。中国古代是士农工商，无论经济如何，士的本质是清高却又被推崇的。然而，经历过浩荡的大动乱，我们现在却要为知识分子存在与否的问题争论不休。

　　 不得不承认季老是耿介的人，提到我们口中的三年自然灾害时，他很低调却客观地用了“三年困难时期”，不是自然带来的祸事，我们心知肚明。文革亦是一场文字狱，一场集体疯狂的思想动乱。只要是有一点小权利，如主任一职，则大有可能被扣上“当权派”的帽子；如果拥有教授之类的头衔，有一定的学术成就，那“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形象”必然摆脱不掉了。尤其一些知识分子是在新中国建立之后，满心欢喜、深受鼓舞地从国外回到祖国怀抱，可是在三番五番，以及之后一系列地“运动”中被活生生地迫害致死。和资产阶级的联系是他们不可能摆脱掉的标志。当时回国时天真幼稚的笑脸，之后却被呆滞的双眼和肿胀淤青的面庞所取代。

　　 现在我们要的是和谐社会，所以很多的东西都被我们有意识地藏了掖了起来。对于之前的天安门事件我是不曾了解的，只是在入党调查中会提到，那时候恍然大悟：这件事原来如此讳莫如深。人都是好奇的动物，越是竭尽全力地隐瞒，越是会有与生俱来的好奇心去挖去掘。季老说“我们不是十分强调安定团结吗？我十分拥护这个提法。没有安定团结，我们的经济很难搞上去，我们的政治也很难发挥应有的作用。然而我们需要的是真正的安定团结，而不是虚假的安定团结。”现在我们这一代尽其所能地在发着牢骚在骂着讳言碎语，以为自己就是鲁迅，就是民族的良心。

　　 当然现在的言论气氛的确是有些令人失望，所谓的五毛党，所谓的不和谐字眼，所谓的发言实名制……都会令我们心寒，言论是思想的大门，禁言和思想控制又有何差呢？

　　 季老对于被迫害时期的描写某些地方甚至略带幽默，一种心酸的幽默。他没有想要去煽动什么，没有想要去控诉什么，只是告诉我们曾经有过这么一段历史，有过这样的集体失控的年代。

　　 “世人都认为，所谓‘无产阶级文化的革命’，既无‘文化’，也无‘革命’，是一场不折不扣的货真价实的‘十年浩劫’。……这一笔账实在没法子算了。……我们付出的学费已经大到不能再大的程度，我们求得的知识，得到的经验或教训在哪里呢？”“我的回答是：没有，一点也没有。”正如季老所坦白的“没有”，我们所做的只是逃避而已，擅长的只是遮掩罢了。

　　 我就如同辈人一样，对于“无产阶级文化的革命”知之甚少，几乎从未从老人那里得到只言片语。至今，家里的老人对于毛主席还是热爱和拥护的，我便很少去讨论这样的话题。所接受的除了历史课本的只言片语地草草带过，只有自己地搜索了。

　　 这是否会是国人心中永远的痛呢？这是否会是红卫兵之类人永远的悔呢？这是否会是受过迫害的“走资派”“反革命分子”“反动学术 权威”之类人永远的恨呢？这段历史是否会永远以一种“犹抱琵琶半遮面”的姿态示人呢？……

     所谓安定团结，都在嘴上，至于那些无中生有、毁人清誉的事还是少干为好。

     如果隐忍真的能达到某种目的，那我就看着你们那么做吧。

　　我不知道，真的不知道……

　　修改再修改又修改……